7月16日，慈溪“智慧星课堂”爱心托班引入杭州银行课程资源，组织职工子女开展红色金融少年行活动。
过去的一个月，慈溪碧海小学五年级的唐婧雯一点都不“闲”。
每天，她都会蹦进宁波环杭州湾智能产业园区的爱心托班的教室，和同样被托管的同龄朋友们一起学习，一起玩闹，一起吃午饭。
可在几年前，这姑娘对暑假的记忆还是另一番模样：父母上班，自己被独自留在家。
“挺没意思的。”她说。
但从“被留下”到“被安放”，改变只是几年间。
这个夏天，像这样的爱心托班在宁波开设了739个，服务包括她在内的1.88万名职工子女。
年初，在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人大代表票决产生了2026年宁波市15项民生实事项目。其中，关爱青少年成长一项中，提及“年度开展暑期‘爱心托班’500班，服务职工子女1.5万人”。
而今，实事“超额”落到了实处。
回溯实事被写进“城市议程”，要从2022年说起。
那年，17个部门联合发文，鼓励用人单位办寒暑假托管；文件一落地，宁波就开始把这件事，往城市议程里放。
从“良心”到“责任”
2009年夏，鄞州五乡镇凯信服饰的车间旁，多出一块临时隔出来的小区域，几张凑来的桌椅便是场地内的全部“家当”。企业行政岗员工一边忙本职，一边轮班照看工人子女。
这便是宁波最早的暑托班雏形之一。
“那时候外地职工多。暑期，他们把孩子接过来放出租屋不放心，只能偷偷带进车间。车间内，面辅料堆得满地，孩子跑来跑去太危险。”凯信服饰工会主席葛双燕回忆，有职工因为孩子没人带，想着辞工。后来，老板拍板，集中看护员工孩子，首要确保就是安全。
作为工会主席，葛双燕一边协调场地、一边排轮班，就这样企业有了暑托班。只是，她没想到，暑托班一办就是近20年。
“企业前后为此投入165万余元，服务1482人次。”她说。
2017年凯信服饰暑托班的模样。企业供图
四年后，慈溪公牛集团紧跟“爱心步伐”。
2013年夏，该集团腾出一间会议室，“安放”30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让他们在社区志愿者的陪伴下度过了第一个托管暑假。
那是公牛集团“候鸟之家”的起点。
与凯信因安全原因倒逼不同，公牛的暑托班是管理层在福利座谈会上主动提出的。
“当时没算成本，只想着先把‘孩子托管’解决了。”公牛集团工会专职副主席赖波说，办暑托班的决策全票通过。“此后，集团每年划出20万元专项预算，列为固定员工福利。”
这笔钱，从工会经费里挤、从行政支持里补，年年雷打不动。
两家企业的摸索，起初只是零星的“自选动作”，直到2018年等来制度回响。
2018年，市总工会出台《宁波市职工子女托管班设置及管理办法》。这份办法相当于给分散在各企业的好做法第一次立了规矩，头一回把寒暑托、课后托、全日托说清楚。
2026年，暑托班整体列入市和各区（县、市）民生实事，经市人大票决，由工会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
今年4月底，《宁波工会“爱心托班”服务工作指引》发布，提及按人数和天数分档补助，每班最高补1万元；此外，还兼顾了安全方面的问题，如签协议、备预案、孩子得有保险，申报搬上“甬工惠”APP线上就能办。
从“看住”到“育人”
中国计量大学的大一新生郑瑞达，9年前是公牛“候鸟之家”的小学员之一。那时来托班管当志愿者的，是来自武汉大学的哥哥姐姐们。
9年后，暑托班如约开班，站上讲台的人成了他，教弟弟妹妹剪二十四节气的窗花。
“当年是哥哥姐姐教我，现在轮到我了。”这个“反哺”的闭环，印证了两家企业暑托班长达十余年的进化：从临时看护，走向有体系、有标准的专业育人。
最早，暑托班核心任务是“兜底”——孩子有人看、不出事，职工就吃了定心丸，连张像样课表都没有。
然而，变化顺着需求慢慢长。
以公牛集团的暑托班为例，他们先后对接武大、宁大科院志愿者团队，按年龄分班，去年更是开出“1+N”课表：“1”是雷打不动的国学课，“N”是节气手工、AI作图、劳模讲座等特色课。
贾玉秀是集团运营岗的员工，和爱人下班都晚，暑假最怕接到老人“带不动了”的电话。
今年将9岁的孩子送进公司暑托班，省心了不少。
赖波手里有一份数据：暑托班里，有三分之二的孩子来了3年以上，最长的来了5年。
凯信暑托班如今的样子。企业供图
凯信则把“育人”重心落在分龄适配。
早几年混龄看护，难有针对性；后来按年龄分设“幼幼班”和“少年班”，幼幼班配专业幼教老师，少年班开班先上安全课，再排作业辅导、阅读、科普。
“这样的精细化分班，充分考虑到了孩子年龄特点和需求。”葛双燕说，分龄后家长反馈明显不一样，小娃有人哄、大娃有人管，接送时也少了许多鸡飞狗跳。
育人的成果还写在孩子身上。
在暑托班待了6年的张雅琪，现在每天回家主动帮妈妈擦桌子摆碗筷。妈妈发现，女儿不只是多了项家务，而是慢慢有了“我是大孩子了”的劲儿。
更深的改变，落在一些孩子身上——从不爱说话到融入集体，从胆怯到开朗。
7月6日，海曙区甬水桥爱心托班组织孩子们走进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厅，近距离观摩人形智能机器人演示。
今年，这样的行业性托班，在宁波多处开花。
7月，甬水桥数字经济行业职工子女爱心托班开班，30个孩子走进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宁波中控微电子的路利华，已连续三年送孩子到托班。“这里的托管安全，让我们双职工更放心。”
课提质了，教课的人也“破圈”。
海曙区总工会征集52门精品体验课，企业“点单”、工会“配送”，高校志愿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民警、消防轮流进课堂；江北文教街道的“甬爱成长营”，大学生带着孩子玩3D打印、做AI垃圾分类。
这些曾和暑托班无关的身份，如今成了孩子们的暑期老师。
从“单位人”到“一座城”
从凯信的一间仓库、公牛的一间会议室，到如今739个班铺满全大市，变的不仅是数字。
办班主体从企业个体，长成了园区、社区一起上。
在宁波，它慢慢长出了三种模样。
7月4日，宁波兄弟服饰有限公司组织“小候鸟”暑期爱心托班。
一种，长在企业里。
象山兄弟服饰的暑托班办了17年，是少有的“全年不打烊”。2019年开周末班，300平专属场地从未挪作他用。
职工张金成的两个闺女从小在那长大：“俩娃放着，我上班都踏实。”
但不是每家企业都能自办。于是，另一种模样长出来：园区统筹。
江北前江街道118工业社区聚集着上百家制造企业。为此，前江街道总工会牵头，连办4年暑托班。光今年，22家企业的130多名职工子女入托；8家企业挂上“智造青苗”研学基地牌，邀请市特警支队进课堂讲防溺水。
前江街道算过一笔账：市面上一期兴趣研学课动辄上千元，工薪家庭吃不消；便宜的小托管班课程单一、安全也松。园区免费公益暑托班，正好卡在商业托管太贵、小托管班太松的市场缺口上。
7月上旬，在江北工会甬江压赛堰片区爱心托班，新业态职工子女们为外卖员写上祝福贺卡。通讯员/供
散落城里的零工、骑手、快递员的娃，谁管？这便有了扎在街道社区的第三种模样。
江北甬江街道“小候鸟”夏令营办了16年，今年417个孩子坐进教室，面向辖区职工、外卖骑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
该街道总工会主席郑亚萍说：“家长七点要到岗，孩子七点前就能送来；晚上结束时间也延到六点。”办了16年，场地换过、人手调过，唯独“暑假一到就开班”从没断过。
企业、园区、社区，三样拼成一张盖住全城的网。
去年底，市政协下基层，发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愁子女看护。为此，共青团（青联）界别委员组调研组，形成举办高质量公益寒暑托班的建议。
市总工会女工部负责人陈含凤概括：“推动‘工会主导、团委协同、社会参与、职工受益’格局——托起这些孩子的，从来不是哪一个部门，而是一座城一起接住的担子。”
暑托班罩住的是两个月的假期，但近几年，代表委员的目光早已投向全年。
市人大代表鲍雪芬算过一笔账：义务段孩子早7点半到校、下午4点半放学，企事业单位多朝九晚五，“接送难”是全年的考题。由此，她建议推行双职工弹性作息，参照上海“生育友好岗”设带薪育儿专假。
同为市人大代表的竺红波，盯着秋假“家长陪不了、孩子无人管”的缝，建议建“秋假互助托管联盟”。
两个建议，同个共识：把“看住暑假”的网，织成兜住全年的网。
呼声也来自基层。
余姚市政协委员陈海燕调研时发现，不少双职工家庭“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托育机构”。普惠供给的缺口，正是爱心托班要补的。于是，她的提案从托幼一体化切入，把这道缺口摆上了议事台。
7月24日下午，海曙区丽欣社区工会联合会爱心托班开展思辨主题PBL项目。
市政协委员许颖从人口发展角度看得更远：“未来几年是积极应对的重要窗口期，要打出更人性化的生育配套组合拳，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在她看来，接住一个暑假，正是这道组合拳里最务实的一招——把最急的“谁来带”接住，生育友好的底气才有处落。
市政协委员刘训华眼里，这场暑期“集体看护”分量不轻：“破除老百姓对全面三孩的迟疑，首先要解决‘有人带’的迫切问题，宁波急需加快普惠性托育机构发展。”
工会、社区、企业把担子接过去，说到底是家庭养育重担分到了社会肩上——也正是儿童友好城市落地的路径之一。
从年初定的500班、1.5万人次，到落地739班、1.88万人，暑托班从一道“选答题”，变成一座城“必答题”。
市政协委员、大红鹰药业工会主席王子瑜在2024年市两会的提案中直言，要靠“财政补贴、税收减负降低企业托管成本”——这是从“能办”走到“办得久”必过的关。
今年夏天，唐婧雯有了同学，有了午饭搭子，有了一个能一起探索的暑假——和1.88万个孩子一样。（来源：甬派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