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孕妇和孩子，作为一名医生也深知二手烟的危害，劝阻吸烟已成为37岁的杨欢(化名)的习惯。5月的一天，杨欢在小区电梯内劝阻一名老人吸烟时，双方引发争执，随后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事后，老人家属将杨欢告上法庭，要求赔偿40余万元。（11月4日北京青年报）
医生劝阻吸烟后老人猝死遭天价索赔，法院作出由医生补偿1.5万元的一审判决，不仅老人家属不服提出上诉，指称老人虽患有心脏病，但意外死亡与医生劝阻有关，而且网络舆论一边倒地站在了医生这边，认为老人电梯内吸烟有错在先，医生劝阻本身没错也不存在失当情节，没有理由为此承担责任，不少人更忧心倘若判医生担责，会产生像多年前南京彭宇案那样的负面效果，误伤见义勇为的道德信仰和生态土壤。
尽管二审尚在审理中，终审判决结果还须拭目以待。从一审法院的判决来看，认定杨欢的行为与老人死亡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老人确实是在与杨欢发生言语争执后猝死，依照《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由此酌定杨欢向老人家属补偿1.5万元，显然具有法律依据。而这种“公平责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考虑给“受害者”一定的安慰。
正如有舆论指出，尽管认定医生无过错，判决医生补偿而非赔偿，但终究还是要医生掏出实实在在的钞票，无异于变相判决医生承担责任甚至存在过错，情理上却又明显说不过去。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今年4月杭州一70岁老人在路上转身，碰上一辆自行车的后轮，倒地摔成骨折，法院认为双方均无过错，但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分担损失，判决车主赔偿老人2万元。根据“公平责任”判决虽有法可依，却颇有点谁摊上谁倒霉的意味。
要破解“公平责任原则”导致实际公平这一尴尬难题，需要从法律层面就“无过错索赔”的相关规定做出相应的修订、完善，可以尝试国家或社会补偿机制的办法，即对“无过错索赔”纠纷，由第三方对受到实质性损害或损失的一方实施补偿或救济，既可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人性化关怀，又可免予伤及无辜的另一方利益，更可免除由此滋生的见义勇为顾虑，让公平原则得以更精准体现。这需要从补偿金来源、认定机构、标准和程序等各个环节做出科学、严谨的制度安排。（高涌）